《上海生死劫》，当局不愿流传的华语回忆录。

1949年带着唯一的孩子郑梅平从香港到上海，回来参与红色中国的建设。

这本书也反应了一个中国自由知识分子对红色中国的个人思考。

那逝去的，是再也回不来了，却是难以忘怀的。

在中国，没有人能从某人的服饰来判断他的生活情况，因为每人都穿得像无产阶级。中国人解释无产者为“一个没有财产的人”。有的中国人认为，在当时表现得寒酸贫困，是既安全又时髦的。

自文化革命开始以来，到处都张贴着数以万计的标语口号，人们不可能一一都能看到，也有些人对它们视而不见。

“我怎能提出呢？总经理在谈判时需要我。他不懂中文，全部业务都是用中文办理的。我不能撇下他一人去独自应付这些。亚细亚公司向来待我很好，我不能在他们需要我时抛弃他们。”我说。“我希望他们赞赏你的责任感。现在他们不能帮助你了，你应该及早离开这里。”薇妮说。

“我有种不祥预感，一场大难将来临了。”薇妮神情戚然地说，“想想这些年来，我们活着，仅仅就是为着生存！”

“我无所谓。我可以胜任，这又不难。”这是她对待困难的一贯态度。“我知道你能成功，问题是你是否愿意从事这项职业？”我认为这点至关紧要。一个人只有在热爱自己工作的前提下，才身心愉快地从事它。

有的基层领导干部，其实持有一种自卑感。他们虽然手中有权，但他们内心总有一种自卑。这是非常不幸的，因为这些人为了保持他们自己的尊严，就利用他们掌有的权力让我们过得不舒畅，或对我们进行种种刁难和侮辱。所以当他们盘问你时，你要表现得不卑不亢，千万不要触怒他们。他们是心狠手毒，什么事都做得出的。

只是那时节，我们并不曾意识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实质上是两个司令部间的夺权斗争。

虽然极左分子都自诩为彻底的无神论者，但他们挺喜欢谈论灵魂。在文化革命中，常提及“灵魂”。有几次，国防部长林彪，在天安门城楼上代表毛泽东，在接见红卫兵发表讲话时，要求他们以革命精神来触及自己的灵魂，改造自己。因为没人能要求他们具体解释清楚何为“人的灵魂”，因此，那些新闻记者在奉命转述这些讲话时，真可谓煞费心机了。

一个新的口号给推出来了，强调要贬低和打击资产阶级家庭出身的子弟。那口号为：“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子掘壁洞。”意为阶级敌人的子女，肯定也是阶级敌人。我真正想不通，怎么在一个信仰马克思唯物主义的国家里，竟会出现这么一个强调遗传学的口号。

那在公司大楼开电梯的工友揭发我，说我每每进出电梯时，那位英国经理总是让我走在前面，自己则跟在我后面。汽车司机也证明，在上下汽车时，那洋经理也总是让我先进汽车。这大概就是他们用以证明我，“十分为英帝国主义重视”。因为共产党中国的高级干部，做梦也不会让一个女性助手，先他而上汽车或进电梯的。

“家庭妇女？”那提审员哼了一声，讥讽地说，“你的时间是花在缝纫上还是煮饭上面？没有，你研究马列主义，阅读各种报刊杂志，把我们党及政府领导人的讲话摘录下来，还把党中央通过的决议归档保存起来。红卫兵到你家采取革命行动时，在你书橱里发现许多政治书籍，你书桌抽斗里还搁着许多你亲笔摘录的笔记。在你卧房里，还有一架灵敏度极高的收音机，你佣人说你经常按时收听外文广播。一个家庭妇女会这样做吗？家庭妇女只关心家务和家庭，你却对政治如此关心，从任何一方面来说，你都不是个家庭妇女。” “我并不因为我的个人爱好超越照顾家庭和料理家务的范围而觉得羞愧。我想，党和政府都鼓励妇女学习马列主义，还要参加政治活动。我认为我做的都没错，因为共产党也主张将我们中国妇女解放出来。”我跟他说。

长久以来，中国人为了失却民族自尊而痛苦。那些从没有离开过故土、或与其他国家没有任何关系的人，常常把其他地区国家的人称为“鬼子”，认为他们是不开化的，有着迥然不同生活习惯的一种动物，称他们为“洋人”或“洋鬼子”。中国长期所形成的闭关自守，极大地加深了中国人夜郎自大之感。当邓小平向世界各国实行开放政策之后，立即博得一片颂扬之声。显然，洋人带来了大量资金到中国投资；还互相进行意识上的交流。中国人民在这种外来冲击下苏醒了。为此，他们觉得痛苦、羞愧、自责。他们为了争取真正的“文明”，开始对西方文化采取一种比较开明的态度。

一九五〇年初，人民政府通过海外华侨中的代理人及同情者，秘密动员居住在美国的中国知识分子回国参加祖国建设。结果这一号召广泛地激起了海外各地华侨知识分子的爱国热情，特别在美国。各行各业都有相当一部分人士响应了号召。他们放弃了很为理想的职业及舒适的生活回到了中国。岂知事实上，他们并不受欢迎。有些领导对有“海外关系”的人，猜忌怀疑，对知识分子持有偏见。这样的政策，使回国的知识分子顿陷困境。由于华盛顿与北京之间的紧张关系，不可能让他们再回到美国。因此，他们唯有尽力适应中国的情况。有少数人去了香港，但大部分还是留在中国，接受了分配给他们的工作。

“你的意思是，你根本不愿顾及法律，就会惩办一个无辜的人，仅仅是因为那人是资产阶级？”　　“为什么不可以这样？假如有必要，就得这样。资产阶级是我们的敌人，但我们希望对大部分的资产阶级分子实行改造，使他们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而那些拒绝改造还要反对我们的，当然就要叫他们灭亡。不管怎么，无产阶级制定的法律，就是为本阶级利益服务的。”

他们出身于贫苦的家庭，经过长期的政治熏陶，已失却了自己全部独立思考的能力。

种暴戾的行为，是某些中国女性为着突出革命化的表现。

出乎我意料之外，听他的语气及措词，他并不属我想象的那种青工，只见他身穿似陆军军官式样的上装，只是衣领上没有红领章，这说明他不是军人。他的裤子是深灰色的高级呢料，那种每米要售三十元左右的档次，相当予一个工人二十天的工资。他头上搽着发蜡，脚蹬一双擦拭得锃亮的黑皮鞋，左手衬衫袖口下端，露着一只金表。这是个年约二十五六岁，矜夸倨傲的青年。我猜不透他的身份，怎么在文化革命中还穿着得那么讲究，他的衣着完全可被指责为资产阶级化的装扮。他不怕被当作“敌人”？　　几年后，我才知道，他的外型代表了某些军队高干子弟的形象。他的军便上装，是暗示他与武装部队有关联，因此他执有某种法权。他们父亲的官位，又授于这些青年一种特权，令他们有别于其他造反派。他们将家庭背景，作为往上爬的捷径。

这些军队高级将领的子弟，成了中国的“后门人物”，可以与警方交涉押放罪犯的恶讼师。他们可以随心所欲地处理任何问题，从分配房屋到调动工作，直到进出口贸易。因为他们能利用自己的私人圈子内的社交网满足此种要求，而不必经过政府有关部门的批准。即便是香港的商人，为了急于要与中国订立理想的商业合同，也首先得向这些时髦青年“进贡”。一般常见的是给他们安排合适的工作，以使他们可以自由往返香港，走私黄金、白银及出口中国文物，又把电视机、录音机及手表等再贩回中国。

我想，她倒真是个“紧跟党的政策”的典型党员。这种类型的党员从不分析任何政策，而只是一味紧跟政策，立即执行。他们是没有脑袋瓜的机器人，没有独立思考的能力。在各级党组织里，只要有位书记在位一日，那么这些人就会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为他效劳。而一旦这位书记出毛病犯事了，那么，这些人也就第一个起来批判揭发他的。因为他们就是借着党的政策有所变化的空隙来谋取名利地位，其后果则导致对中国社会的基本评价起了根本的变化。

一九四九年我们原可离开的，不是吗？我们留在这里都是傻瓜。

我弯下身子吻了她的前额。她睁开眼睛，微微地移动着嘴唇，慢慢地含糊说出了她对我最后的忠告：“想办法出国去！你还能做到。”

周恩来没有子女，这在中国来说是最大的不幸。按说一般中国人民都认为他需要个年轻的妻子为他传宗接代，但周总理拒绝了这种说法。他说：“所有中国的孩子都是我的孩子。”因此中国人民对周恩来更为爱慕，认为他是个道德超众的人，名声更扬。因为有的领导在进城之后，遗弃了他们的年老妻子，和城市里的青年女子结婚

有一次你不是告诉我不重要的人做不重的工作，常称为小土豆吗？那我仅是个小小的土豆。”

“既然你已经与公安局联系过了，那你也一定知道，我是最近才获平反。我需要时间处理一些个人的私事。”我对他说。　　“你愿意为人民服务吗？”　　“为人民服务”是共产党的著名口号。这是从一九四四年毛泽东追悼共产党员张恩德之死的一篇文章里摘录出来的名言。每当共产党对人们提出任务而不被对方所接受时，就会用“你愿为人民服务吗？”来质问对方。　　自然我不能对他说我不愿为人民服务，因此只得想个两全其美的法子来权且应付一下。　　“你能同意让我在家里收教学生吗？”　　“你意思是，个别给他们辅导？”　　“是的。”　　“我怕我们学校无这种先例。你不来学校授课，我们怎么给你支付薪水呢？”　　“我可以不计报酬，义务教学。正如你所说的，为人民服务嘛。”　　他沉吟了一下，说：“我把你的意见带回去与学校讨论一下，决定后再与你联系。”　　他告辞了。　　从此再也没有声息了。我给他出了个难题，令他手足无措，却也顾全了他的体面。这样不是我回绝了他，而是他回绝了我。这是对付某些“老子说了算”的人的唯一妙策。

命运注定我们要在那惨无人道的岁月里，与国家共患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