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用纯原创的方式进行学术写作

在撰写本书的过程中，笔者要将诚挚的谢意献给以下几位：首先要感谢的是查良镛先生本人，在他于剑桥攻读历史学博士期间，我曾经多次和他在波光粼粼的剑河(River Cam)边散步，探讨中国武侠史中的种种细节，没有他的热心帮助，或许这部书的完成是永远不可能的。其次要感谢的，是我的导师史密斯教授，作为英国和西方世界武侠史学的开创者之一，是他亲自将我领进了武侠史研究的奇妙领域，并在我五年的博士生涯中给了我无微不至的关心和指点。我的另一位老师，已故的牛津大学约翰生教授，虽然和我在许多学术观点上都有矛盾，却通过他尖锐的批评促进了笔者的学术成熟，愿他在天国得到平安！我的学生和朋友新垣平先生在古代汉语和中国文化方面给了我许多有益的帮助，并且亲自将我的几部书翻译成中文，对此我深表感激。最后要感谢的是我在香港的中国籍妻子宋珏女土，谢谢你多年来给我的爱与支持，这是我所不配享有的。

◆ 含有能大幅度提高武术能力的秘诀，因而几乎为每一个习武者所觊觎。虽然在某种程度上参与论剑的武术家都醉心于《九阴真经》优美深奥的武术理论，但实际上争夺这部典籍却有更为现实的原因。正如现代世界的核技术一样，一部精湛的武术着作将会大大提高研读者的格斗能力，从而对现存的武林秩序构成威胁。为此，必须对这一危险倾向予以限制。争夺《九阴真经》本质可以视为武林现存秩序防止这一危险技术扩散的措施，事实证明这一措施是卓有成效的。这一实质意义也可以从如下事实中看出：华山论剑的胜利者王喆就几乎没有读过该书，更没有练习其中的武术。实际上，对《九阴真经》的争夺可以视为对武林秩序的确定和维护。

◆ 这一武林体系的特殊性可以从如下事实中得到辨认：构成这一体系的基础，乃是武术家的个人力量，而非如后来的武林体系那样，奠基于个别武术家所隶属的武术门派。诸如少林、武当、峨嵋争锋的门派政治，要到一个半世纪后才会出现。这一时代虽然已经有武术门派的出现和繁荣，但大多数情况下都只是作为武术家个人的附庸，而非独立的政治运作单位。黄药师--这位天才武术大师因为信奉个人主义而提出对儒家价值观的质疑而闻名--的悲剧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他在一次盛怒中打断了自己所有学生的腿并把他们赶走，从而自己扼杀了自己刚刚缔造的门派。同样的事情，几乎不可能发生在那些历史悠久的门派中。在那些地方，制度的约束总是大于领导人个人的意志。以明朝时期的雪山派为例，当掌门人白自在陷入颠狂而残酷地对待自己的学生时，他们毫不犹豫地禁锢并废黜了这位大师。

◆ 许多大有希望的中青年武术家在残酷的战争中阵亡，导致了武术界的代际断层

◆ 在具体讨论元代门派的形成之前，让我们在此先对这一组织的一般发生学原理略加考察。

◆ 正如在中国的陈旧官僚体制中常见的那样，张君宝过分优异的表现引起了少林派尸位素餐的领导层的不安，他们要求审核张君宝学习武术的资格。而当他们发现张君宝事实上并未参加正式的武术学习之后，立即愤怒地要求惩治这个等级制度的破坏者。张君宝不得不逃出少林，隐藏在神农架的荒山中，以躲避试图铲除他的少林僧侣。张三丰在神农架中蓬头垢面的形象成为后世关于神农架野人传说的来源之一。

◆ 张三丰这样的天才人物更加显得鹤立鸡群。在几十年内，张三丰就树立了他在武术界至高无上的声望，这是当年王喆和郭靖这样的大师也望尘莫及的。然而我们不应当忘记，这一崇高的荣誉却是建立在武术界精英尽丧的空白之上。

◆ 与欧洲和西亚所发生的不同，在中华帝国的历史上，从未有过真正的宗教战争。在此意义上，历史学家们常常为我们描绘出一副各大宗教共存的和谐画面。这虽然在很大程度上是正确的，但是却忽视了若干宗教及其变种常常被用于政治反叛的事实。作为三大宗教之一的道教在最初即是二世纪末的内战中，农民起义者们所发明的意识形态。在这片东方的土地上，天国的秩序与人间的秩序也注定要发生不可避免的冲突。

◆ 在波斯总教的强制命令下，一代代的中华明教教主开始了形如飞蛾扑火的暴动，最后除了憎恨和蔑视外一无所获。播种的是龙种，收获的是跳蚤。

◆ 但是，如果说政府从上到下基本上可以被视为一个整体，江湖却并非如此，这就是江湖之为江湖的特性所在：它是一个开放的空间。由于江湖世界的流动性太大，充满了各种不可操纵的因素，任何个人、门派、帮会和教宗都无法实现对整个江湖世界的控制。在这个世界中，必然也有对现存政治势力存有极度仇恨的反叛者。他们不会理会主导势力同政府间的默契，而以推翻政府，建立新的政治秩序为奋斗的目标。因此，他们所带来的威胁实际上是双重的：即是对世俗政治权威的威胁，也是对武林主导势力的威胁。首先，他们的行动会导致同官方之间心照不宣的不成文协定被破坏，会导致政府的压力甚至报复，给整个江湖世界带来浩劫；其次，如果这些大胆的冒险家能够获得成功，结果将会是翻天覆地的政治大洗牌，对已经掌握大权的、不希望发生变动的既得利益集团来说，这可能使他们失去现有的一切。

◆ 可想而知，在保守的既得利益集团和激进的革命者之间的关系将会是相当紧张的。

◆ 对于既得利益集团来说，应付这种挑战的方式可以有两种：当仅仅是农民起义者揭竿而起，或者是民族主义者反抗异族统治时，他们可以将这些人赞美为武林领袖或真正的民族英雄，在口头上给予他们廉价的支持和赞美，却不进行任何实际的声援，将他们推到前台去任由政府军剿灭。北宋时期的梁山起义是一个典型例子，当时，有一百多名三流武术家因为不满宋朝的腐败而聚集起来发动叛乱。少林、丐帮、逍遥派、大理段氏、天师道等武林的真正主宰将他们吹捧为"梁山好汉"，让世人把他们视为真正的武术名家，让他们去和政府军发生正面冲突，而掩护自己的真正实力。最后，梁山的起义者向政府军投降并为之效力，而既得利益集团主宰的武林秩序却毫发无损。

◆ 另一种应对方式是这样的：当造反者举起异端宗教的旗帜时，保守势力就可以利用儒家意识形态的崇高旗号，要求消灭无视伦理纲常的"魔教"。事实上，真正的问题从来不在纯粹信仰的层面，而在于这种信仰可能带来的、颠覆现存秩序的危险后果。明代的日月神教和清代的白莲教、拜上帝教都是典型的例子。元代的明教之乱也属于这一范畴。无疑，明教的古怪信仰、戒条和仪式--如食菜、裸葬、拜火、崇拜圣女等--加剧了武林人士和一般平民的厌恶，但是很难说这些内容比佛教或者回教的种种要求更为古怪。这种根深蒂固的厌恶感本质上是一种政治性的态度。正如卡尔马克思所嘲讽的那样，布尔乔亚一边从事着诱奸彼此妻子的勾当，一边义正词严地声讨共产主义者的"共妻制"，真正的理由不言而喻。

◆ 虽然张无忌坚称自己是在昆仑山中找到了原本的《九阳真经》，但却始终不能拿出这一抄本作为证明。许多学者怀疑，他所学到的九阳功实际上来自于张三丰的秘密传授。另一些学者认为，他在这些年中跟随着杨逍，从后者那里学到了"天地转换法"等明教武术。即使张无忌的说法真的可信，也可以说是张三丰原本的设想通过曲折的方式实现了。由于殷天正和他的儿子没有其他男性继承人，只要张无忌不死，对于天鹰教就具有号召力。而张无忌在恰当的时间和地点出现，所起到的作用甚至远超过张三丰本人的预期。

◆ 峨嵋不仅因为纪晓芙被奸污的事实被揭露而蒙羞，而且掌门人灭绝修女也希望参战能够改变本派被性别歧视和边缘化的处境，在战后的利益分割中能够取得有利地位。

◆ 事实已经十分明显，这次远征失败了。这一天，在太阳落入喀喇昆仑山的雪山后时，六派联盟的存在已经仅仅是名义上的了，他们分散地沿着丝绸之路上的古道，失意地返回东部中国--或许只有武当怀着对光辉未来的期待。张无忌这只昆仑山上的蝴蝶已经扇动了翅膀，其第一轮冲击波即将随着他们的步伐扩散到江湖世界的各个角落。

◆ 在这一危机解决后，张无忌和他的女友们漂流到了一座荒岛上。中国官方史学家们认定，这座岛屿就是那座后来被鹿鼎公爵命名为"一切胜利岛"（All‐WinIsland）的钓鱼台岛，并以此作为中国在元朝已经对该岛行使主权的论据：他们强调，张无忌是第一个对该岛进行巡视的中国元首。 本书出版时间为 2011，融入当年时政“钓鱼岛”非常精妙了

◆ 通常以"倚天屠龙时代"命名的十四世纪中期，是武侠史上上最意义深远也最令人惊奇的时代之一。在上个世纪的"五绝"体系终结后，争夺倚天剑和屠龙刀的斗争，反映了在一个混乱时代追求秩序的精神需求，最终各种野心和力量在博弈中找到了方向：这不仅意味着江湖世界以门派政治的形式达成了长达几百年的稳定秩序，也意味着蒙古帝国的毁灭和新中华帝国的诞生。武术界对中国历史的影响达到了史无前例的高度，只有在下一个王朝兴替的过程中才出现了可以与之相比拟的江湖运动。

◆ 在2005年在北京举行的第三次国际张三丰研讨会上，他们进行了一次激烈的正面交锋。下文即根据他们的问答整理而成，收入《国际张三丰研讨会论文集》（第三辑）（中华书局出版社，2006）。从这一对话录中，读者可以了解到这一争论的概况，如果需要进一步的阅读，请参阅笔者的着作：《张三丰与〈九阳真经〉：一项批判性研究》（剑桥大学出版社，2006年）。

◆ 令人遗憾的是，由于谢逊不懂得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理，没有认清历史发展的规律，不知道阶级斗争推动社会进步的实质，因此并未摆脱思想的局限性。他的思想仍然是机械唯物论和形而上学的，从而在晚年又陷入了佛教唯心主义的泥淖，放弃了明教的革命主义精神，改而鼓吹佛教的禅宗思想，认为一切都没有差别，要求人民放弃革命，用佛教的"顿悟"、"慈悲"来改变世界，最后在少林寺出家。这不能不说是他思想的严重倒退，但是这些历史局限无损于谢逊思想的伟大和超前。

◆ 冯友兰：《谢逊的唯物主义思想研究》，《三松堂全集》第10卷，1974。郭沫若：《从毛泽东思想看谢逊的阶级斗争观念》，《郭沫若全集》第8卷，1983。

◆ 1327年，正当第一次中国大革命进行得如火如荼之时，明教中央委员会总书记、久经考验的老一辈革命家阳顶天同志在蒙元匪帮、大地主大奴隶主的代表和打手成昆的暗算下不幸遇害。此后，国内革命形势陡然逆转，轰轰烈烈的大革命中途夭折。革命进入了低潮期，在蒙元反动政府的围剿下，大批革命意志坚定的教内同志倒在了敌人的屠刀之下，也有很多不坚定分子纷纷脱教、叛教，革命进入了低潮期。全国笼罩在一片白色恐怖之下，反革命力量大大超过了中明所代表的革命力量。革命何去何从，成为摆在教中央面前的生死攸关问题。

◆ 《常遇春同志关于殷离同志是处女的<证明>文件》我证明：1.殷离在与我结婚时是纯洁的处女，婚后一贯正派。2.殷离与叛徒、内奸、工贼张无忌根本没有恋爱过。3.常茂、常升是我和殷离的亲生子女。4.丁敏君的反革命信，所谈的一切全系谣言。(注：丁敏君为时任明教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明教中央书记处书记、光明顶副总理、教务委员彭莹玉的老婆)

◆ 真正的情节，自然是我再编一百年也编不出的，明教群雄的陆续出场已经令人击节慨叹，更何况本以为只是一段江湖儿女的传奇，谁知却又演绎出一段蒙亡汉兴，江山易主的大历史呢？

◆ 另一方面，过分发达的历史思维，或者更准确地说，对于在过去的时间长河中确立唯一的本质或实在的执着，反而损害了我们的历史感本身。几千年来，我们制造出许多官方钦定的煌煌"正史"，并将其他的说法当作"小说野史"加以摒弃，甚至焚毁；今天，在网络上和通俗作品中常常看到许多历史论说，每一种说法都宣称自己是唯一的"真相"，而视其他的为谎言和伪造；专家学者们对于历史影视中的"硬伤"缺乏容忍，常常斥之为混淆试听，误导观众。在做这些的时候，我们或许并非出于科学的求真精神，而是被垄断历史的话语权力所左右。我们将自己的思想、意志和价值观投射到历史叙事和构造中去，反过来又将之视为客观真实并要求他人去承认。这一切或许只因为我们太过于看重历史的意义，过分强调了它对于塑造我们的现实和未来的力量。在做这一切的时候，我们或许并没有给想象的自由以恰当的空间，同时--反讽地--又在历史的名义下给了它过多的权柄。

◆ 尼采曾经指出，过于沉重的历史感本身可能是有害的：历史并非尽是伟大的事物，而充斥着各种偶然的盲目的力量和事件，对这些的记忆是无益的负担，反而会压抑生命本身。这部"剑桥倚天屠龙史"在写作的时候，笔者也常常感到两个相互矛盾的冲动，一是上面所说的将一切历史化，试图赋予小说以最确凿的客观实在，另一个则相反，是要摆脱历史实在的束缚，将严肃的历史话语抛掷到虚无的根基之上，将其置于悬搁之中。因此出现了用最严肃的历史叙事笔调去叙述最荒诞不经的虚构情节的古怪效果。这种相对于小说和历史双重的陌生化手法大概是其受欢迎的原因之一。最终，我们处身于这样一种想象力的林菩界（limbo），既不在想象力的轻飘飘的天堂中，也不在历史性沉重的大地之上，而是悬浮在二者之间的"无何有之乡"。在这里历史与虚构的界限被突破了，记忆和历史书写也不再是负担，历史话语从承载实在的承诺中被解放出来，转换为纯粹的文本游戏，因而最终成为了意义机制自身的狂欢。因此，"这里是玫瑰，就在这里跳舞吧（Hic Rhodus, hic salta）！"